毕诗成
发红包这档子事，一直以为是新加坡、澳门发得，我们发不得的。有人大代表提出“全国人民每人发一千”时，多数人也只是当笑话听听。一是因为咱们人口太多，二是因为咱们财政不宽裕。所以，当看到东莞真要发千元大红包时，不由得心头一震：难道这红包，咱们也是发得的？
广东东莞市在24日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传出消息，东莞市财政将拿出逾1．2亿元，向12.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，以减轻CPI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。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元。红包还有个专用名字——“临时生活补贴”。（《南方日报》6月25日）
虽然，对于新东莞人是否应该被惠济还有争议；虽然，因为统计“低保边缘户”甚至导致了纠纷打架事件，但瑕不掩瑜，我们还是应该绕过这些杂音，关注根本性的问题：给低收入群体发红包，是个怎样的政策？在其他地区有没有可复制性？更深层次的问题是：派发红包的思路，是不是我们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之外，一个很好的替补措施？
当地官员称，“此举获得广泛关注和好评”。好评本身，便体现了一种民意——一种对社会底层生活增加财政帮扶的诉求。长期以来，多数地区的低保水平是非常低的，在物价攀升、通货膨胀的背景下，低水平的低保很难维持基本生活。很多地方政府，即便财政收入连年增加，但这工程那项目，花钱的地方太多，在提高低保水平、增强社会福利保障方面，迈的步子都很小，即便隔两年提一点，也只是十块二十块的提。整体而言，低收入人群承受了很重的生活压力，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。
基于这个现状，政府财政增加“保底”工作是大势所趋，也是民心所想。中央政府也提出，要让基层老百姓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。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当然是把这种“增加”通过制度性安排固定下来。比如，将地方GDP增长水平与用在社会福利保障上的资金挂钩，建立“递涨”机制。只要经济增长，福利水平就要随之增，避免地方财政水平连年翻番，社保水平连年踏步——在物价上涨面前，这种“稳定”实际上等于退步。再比如，建立地方人均收入水平与“低保线”的相关联系，以科学的方式，而不是拍脑袋的办法，决定一个地区的低保线，避免“一刀切”。这些，才是最靠谱最科学的办法。
相比而言，直接给低收入人群发红包，有两个最大的不确定性：一是发不发不确定，更多取决于地方领导的态度。领导没态度，即便经济水平、生活成本都较高的地区，也未见低保水平有多高。二是所能起的作用不确定。一次性发钱，看起来轰轰烈烈，热热闹闹，但只能是短期作用，长期怎么办，下一次“发红包”又是何时，谁也拿不准。所以说，直接发红包尽管是个办法，是物价上涨时期为底层民众减轻压力的好措施，却并不是最佳，充其量是个次优选择。
一个政府，既要善于把握民意，通过临时措施为民众解燃眉之急，更要善于用稳固的制度机制，让民众免去长期的“后顾之忧”。某种程度上讲，东莞“发红包”如同一个行为艺术，刺激了其他地区的政府与人民，这种刺激背后是怎样的民意诉求？又如何保障其发挥持久的效力，同样需要被关注。
